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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百年一遇全球大变局 重新界定商学院

陈伊凡2019-09-06 12:03

澳门永利开户平台网址 记者 陈伊凡 实习记者 韦晓宁 2019年,或许是全球商业社会大变局的开始,在第四次科技浪潮的翻涌下,过去工业时代所积累的规则正在发生改变。众多科技发展到临界点,人工智能和5G技术正在或即将改变行业,投资贸易体系正在重构。

9月2日,在长江商学院举办的第十届青投论坛上,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表示,全球大变局可能是百年少有的,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么多改变世界格局的变革聚焦于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此次青投论坛以“产业互联网”为主题。

项兵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8月19日,181家美国顶级公司CEO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重新定义了公司运营的宗旨,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如果这一声明落实,意味着从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股东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原则将被改变。

一系列变局意味着对未来商业领袖的筛选标准也发生变化,“技术越来越重要,以前的企业家相对比较传统,所以对于技术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再往前走的话,我觉得技术很重要,要是不懂的话,一些新的机会抓不住;另外,中国企业家的全球意识可能还需要加强。”长江商学院教授、企业家学者项目和创创社区副院长刘劲说。

“从长江创办的第一天起,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全球管理创新的颠覆者和引领者,在全球大变局中国新时代的格局下,创新、探索和担当变得更为重要。”项兵说。

以下为项兵演讲内容整理:

全球大变局可能是百年少有的,也许是史无前例,因为这么多改变世界格局的变革聚焦于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四大变革

第一,发展模式的变革。全球的发展模式可以分成新自由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面向未来,各种发展模式的融合和创新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潮流,不可能有一个模式适合于所有国家和地区。

所以,我们关注创新的时候,对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关注要提高一个新高度,仅仅是科技、商业模式创新是不够的。这个对全球的影响、商业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收入和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到新一代政商关系和新一代企业的战略制定、新一代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重新界定。

第二个变革:N多科技的发展可能到了临界点和拐点。

第三个变革:全球投资贸易体系的重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的重构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一直推TPP和TTIP。

我认为美国一直希望建立一个新WTO,一个没有中国在内的新体系。奥巴马做了很多的努力,投资贸易体系的重构到今天又被反映到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优先、美国退群,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后WTO时代。

昨天下午全球投资贸易会议在曼谷举办,我也是演讲人之一,我说我们已经进入后WTO时代,意思是如果中美在如何重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上达不成共识,WTO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双边贸易协议、多边贸易协议、区域性协议会成为主流,这个新时代已经到来,这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对中国企业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全球资源整合战略影响巨大。WTO这种全球性投资贸易体系时代可能已经过去,调整可能需要10年、20年,也许更长时间。

第四个变革:社会契约。美国人靠创新带来一系列的颠覆,但过去30年在经济颠覆方面,比如中国诞生的新世界级企业、新的富商,在过去30年首屈一指,中国一直是引领的。但是,经济上颠覆力量比较多的国家最大的挑战是收入和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问题,而那些少有颠覆的经济体虽然社会非常和谐(比如日本、欧盟),他们最大的挑战是过去20年、30年少有新型的世界级企业、新的富商诞生。

日本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日本在创新方面可以说是世界级水平,我们权威机构对全球100家创新企业的评估中,日本占的数量是NO.1,日本在创新方面非常好,尽管没有美国那种大风流创新,但是日本的创新可圈可点。但是我认为日本在颠覆方面需要好好反思,过去20年、30年少有新生的经济颠覆力量,全球顶级的独角兽公司有300多家,而日本只贡献了3家。过去是问题,将来同样是更大的问题。

一个多月以前我和我的同事去了日本,那是长江面向未来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为全球培养新生代经济上颠覆的力量。

所以,如果新型的颠覆式力量诞生不了的话,任何政治体制管理、目前的社会和谐都是巨大的挑战。

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企业、NGO、国际组织等的精诚合作与团结,通过社会创新来解决,这也是为什么长江商学院把社会创新作为面向未来推向全球第二个聚焦点的原因,这是全球型的项目。

当然因为这一系列的发展不平衡、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行为,在未来10年也许更长时间,你会看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崛起,甚至是极端主义的崛起。这对全球资源整合、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是个机遇,也是挑战,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新时代下企业的全球责任,因为大家对企业的期盼是不一样的,尤其在保护主义崛起的今天,大家对企业的要求可能更高,尤其是外部来的企业,要求会更高一些,这是新的时代。

地缘政治、美国退群带来的巨大挑战之一是过去的“江湖老大”不愿意管江湖的事了,地缘政治的风险会高度提高,中国企业、全球企业在全球布局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和地缘风险,因为美国退群导致群龙无首、单边主义崛起。

所以,商学院的关注、聚焦点必须拓展,仅仅关注市场营销、金融、财务、供给链是不够的。

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围绕中国,中国发展新时代的特征非常多。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在一步一步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变到消费拉动。过去可能是Copy为主,将来可能变成创新为主。因为我们过去是Copy为主,所以竞争策略是价格战为主,将来我们需要更多地爬升产业链、提高价值获取能力,我们需要诞生更多的企业,比如华为,按照我的定义来说就是能够在“双主流”方面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取得突破。

双主流就是主流市场、主流行业,只有在主流市场、主流行业取得比较大的突破,我们才有可能给员工世界级工资、给股东世界级的回报,这几乎是个必要条件。

《企业生态体系》这篇文章我希望重写,我们国家过去将近四十年,主流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我们有比较少有像IBM、通用电器、西门子这种公司,不受任何家族控制的,也不是国有企业,叫B类企业。

1993年我写了一篇小文章,1997年发表在《改革》杂志,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还是有的。全世界看了一圈,真正实现富强的梦想,至少在过去N多国家都是用了A类企业(家族企业)和B类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股权分散的企业)的组合。其实这种企业的诞生,对于我们国家能做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我认为几乎是个必要条件。国有企业让全世界最优秀的人为我所用是有些挑战的,因为我们的报酬体系目前是跟不上的。

家族企业再优秀,优秀不过儿子和女儿,天花板是一目了然的。中国必须出一批比较开放、透明的B类企业,我们才有可能做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我们也知道一批印度人,在欧美企业打工,能做到全球的董事长、总经理,如果欧美没有一批真正开放的、透明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靠欧美的国有企业吸引印度人去打工?靠欧美的家族企业,印度人能做到真正有实权的一把手,概率不是特别大。

所以,习主席N个场合强调天下英才,为我所用,但是我们怎么落地?我们凭什么?我认为中国企业生态体系的重新构造几乎是个必要条件,中国必须超越“国进民退,民进国退”之争,更多聚焦打造一批真正透明、开放、包容的B类企业,中国才有可能做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生态体系的重构,面向未来也越来越重要。

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在儒家经济圈,大中华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儒家思想占主导影响力的经济体,日本是个原创,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的时候,产业政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产业政策的影响又被东亚“四小龙”复制,产业政策在我们国家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产业政策在追赶的时候效果比较好,因为有了目标,N多东西都可以做得出来。但是如果已经到了前沿,产业政策难度、风险会越来越大,因为研判方向是什么样子,可能靠政府研判的话,挑战会越来越大。

基于这一点,我们要打造一个创新为主的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面向未来产业政策的影响可能越来越小,更多的关注在中国打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透明的一个经济体。

去年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院长对话,我学到了重要的一点,她说美国经济重要的聚焦点就是如何把美国打造成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商业平台,任何人(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到美国做生意,不会受到任何歧视,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创新驱动的国家,大家绝大部分的智慧都可以跑步前进,放在创新方面。

在这方面习主席说新的政商关系可以用“亲”和“清”概括,我希望有更多的透明、公平、公正,少一些补贴A行业、补贴B企业、补贴C企业,企业家可以把我们的智慧放在创新上,而不是“跑部钱进”。

重新界定商学院

当然企业的管理水平也要有相应提高,1995-1997年我给在中国做投资的美国和欧洲企业做了大量培训,N多东西历历在目,当时中国人看欧洲和美国企业的管理和治理先进性,在管理和治理方面我们对他们有一定的尊敬和尊重,不是简单的资金、管理理念或者把项目做好。中国企业现在能把年度预算彻底做到位的还不多,我们在基本功方面还有很多的课需要补上。

在这个新格局下,2000年到现在我一直鼓吹几个核心理念,现在有些理念可能变得更为重要,比如企业格局、境界、担当越来越重要,双创也非常之重要,如果双创仅仅是为了创富,我们的系统风险会越来越高。

在我们那个时代吃饱了就是也道理,当时对其它东西考虑相对少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年轻一代创业和创新要超越创富,有些创新和创业可以是为了好奇心、担当、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到有定力、憋得住。

在这个全球新格局下,我们更需要修炼应对全球化的功夫,尤其是儒家经济圈、东盟、欧洲、拉丁美洲要学会围魏救赵,学会用全球资源整合来更好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学会如何在更为公平、公正、透明的平台上通过创新竞争。这是非常核心的功夫,这个功夫到目前为止企业还不是很擅长做这个,这是我们的必修课,这个课一定要修好。

面向未来,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我们不仅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问题,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和和谐问题也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我们必须想清楚中国企业的崛起代表什么价值取向,要说到、做到。

这么多年以来,长江在全球的发展我有一点小的体会,有四大阶段:

第一,让大家舒服。

第二,让大家接受。

第三,让大家相信。

第四,被尊敬。

长江面向未来5年、10年或者更长时间,有两个聚焦点,中国的再次崛起、中国的商学院必须有全球的担当

没有新生代颠覆的力量,年轻人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任何政治体制解决不了社会稳定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先决条件。无可置疑,在经济上这些新生代颠覆的力量,不仅要拥抱科技和商业创新,同时要重视社会创新,来解决社会的问题。我希望新生代颠覆式力量最大的不同,就是把社会创新上升到战略高度来学习。

为什么要重视社会创新?如果收入和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和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认为任何政治体制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稳定问题,尤其是科技带来的颠覆,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均,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企业和个人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学的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财富不均可能更为严重。

我借此机会也感谢过去几年我们和腾讯做了一系列的合作,和百度做了一系列的合作,和京东的合作聚焦Fintech。今年我们和中国影响力最大的PE、VC也开出了新的班,也许长江创创社区已经是国内影响最大的社区了。

我看到了两大机会:

机会一:社会主义在全球卷土重来。通过更为积极的、进取性的更为强大的二次分配,通过更为强大的社保体系来解决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机会二,三次分配,NGO必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公益活动、社会责任必须重新界定。只有通过这个,才能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问题。

面向未来,长江致力于为全球培养新生代经济上的颠覆力量,给年轻人以希望,通过社会创新,把企业、政府、NGO、国际组织放在一起,通过社会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将社会创新作为一个重要的聚焦点。把商学院重新界定、把MBA项目重新界定、把社会责任重新界定、把公益重新界定,拔高到社会创新的高度,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这是长江在中国的历史责任,也是长江在全球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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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创新案例研究院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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